Loy-经济学入门05：门口那棵树该由谁种——外部性

门口有棵树的房子，通常比没有的贵一点。这棵树是上一任房主种的、市政种的，还是看房那天恰好路过看见的，对价格的影响差不多。可一旦要有人真的掏钱去种、去修剪、去承担它拱坏地砖的麻烦，问题就出现了：这笔钱该谁出。

种树的人得到阴凉、窗外的一点绿色、房价里的一小截溢价。路过的邻居也得到。整条街的灰尘少一点，夏天的地表温度低一点，这些好处落在所有人头上，却没有一个人为它付账。经济学把这块漏出去的收益叫作外部性。

这一篇讲外部性，以及它最常见的三种处理方式：收税、界定产权、发配额。三种方式背后是三种不同的判断，各自都有失效的时候。有句话要先说在前面：外部性这个概念被用得太宽，很多被叫作外部性的东西，其实是产权不清、信息不对称，或者干脆是分配问题；而”有外部性，所以政府该管”这句推论，中间至少缺了两步。

1. 门口那棵树

一个老小区，一楼住户在窗外种了一棵桂花树。三年后树长到三楼窗口。一楼得到遮阳和花香，三楼得到视线遮挡和落叶。物业说修剪费要全体业主分摊，一楼说树是我种的，三楼说树挡了我的光。

把种树看成一次投资：种树人承担全部成本（树苗、水、修剪、根系破坏地砖的维修），拿到一部分收益（阴凉、花香、房价里的溢价）。另一部分收益落在别人身上——邻居的景观、街道的降温、空气质量的一点点改善。后一部分不进种树人的账本，于是他只会按自己那部分收益做决策。当”自己那份收益”小于成本、而”所有人的收益加起来”大于成本时，这件对社会划算的事就不会发生。

结论不是”人自私”。同一个人，如果树的果子全归他，他种树的积极性会完全不同；如果树的好处能卖出钱，他也会种得更多。问题出在收益漏出去了，投资收不回来。

这个模型靠三个假设站着：收益能被识别（知道谁受益、受益多少）；受益者相对稳定（不是今天来明天走的路人），否则连该找谁谈都无从谈起；产权边界清楚（知道树种在谁的地上、谁负责修剪）。

三条假设，每一条都能被现实撞坏。第一，树的好处里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法定价——“这条街看起来舒服”值多少钱？测不出来，就收不了费，也发不了补贴。这意味着在审美、氛围、安全感这些领域，正外部性几乎不可能靠市场内部化。第二，收益分散且微小，就算测出来了，向几百户人家各收二十块钱，管理成本比钱本身还高。第三，边界常常是模糊的：树长在墙内，枝叶伸到墙外，根拱到了人行道，产权在空间上是三维的，法律文书是二维的。

还有一个反例值得留意：有些看起来像正外部性的行为，私人收益已经足够。企业把门前扫干净、住户把院子打理整齐、有人在楼道装了声控灯，很多时候是为了面子、邻里评价，或者自己看着高兴。把这些一律解释成”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，所以供给不足”，是把人的动机想窄了。经济学喜欢把动机简化成钱，但没人付钱不等于没人获益。

1.1 外部性不是东西的属性，是关系的属性

同一棵树，对一楼是正外部性（遮阳、花香），对三楼是负外部性（挡光、落叶、根系）。对整条街是正的（降温、景观），对地下管线是负的（根须侵入）。所以”树有外部性”这句话是错的；准确的说法是，这棵树在某个具体位置、对某个具体的人，造成了正的或者负的影响。

这个区分在政策上很要紧。一旦承认同一件事对不同人符号相反，所谓”最优补贴”就不再是一个效率问题，而变成了”补偿谁、不补偿谁”的分配问题。种树补贴拿全体业主的钱发给一楼，三楼会说自己被二次伤害。这不是抬杠，这是外部性概念自带的分配尾巴。

2. 谁在为你的方便买单

一家工厂生产某种中间品，账单上有原料、人工、设备、税，没有下游渔民的损失，也没有附近居民的医药费。这些成本真实发生了，只是记在别人账上。把别人替我付的那部分加回私人成本，就得到社会成本。

企业按私人成本决策，产量会比社会最优的产量大。多出来的每一单位产品，社会成本高于社会收益，加总的净损失就是教科书上那个三角形。这叫负外部性导致的过度生产。注意它的机制：不是企业坏，是它的账本不完整。你把罚款、赔偿、税加到它头上，它的行为立刻会变——不需要它变成好人。

消费侧是同一个结构。我开车上路，会让路上每个人都慢一点；这份时间损失由所有人分担，我只承担其中很小一份。于是我开得比社会最优更多。每个人的账本上都少记了一笔别人替我付的钱，加总起来就是拥堵。

抗生素是更清楚的例子。一个人吃抗生素，细菌耐药的风险有一部分落到未来的病人身上；一个养殖场给牲畜用药，耐药菌可能通过环境与食物链扩散。受益是当下的、集中的，成本是未来的、分散的。这种结构几乎必然导致过量使用——不是因为用的人短视，而是因为账本上那一栏本来就不在他手里。

国际研究在 2019 年前后给出的估算是：全球每年直接死于耐药感染的病例超过一百万，与耐药相关的死亡数倍于此。具体数字各家算法差别不小，方向没有争议。

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反向作用：抗生素不只有负外部性。治好一个传染病人，减少的是别人的感染风险，这是正外部性。两个方向同时存在，所以”抗生素用得越少越好”是错的结论。正确的问题在边际上——多用一剂带来的社会成本，是否超过它带来的社会收益。这个问题听起来学究，但它决定了政策该是”全面限制”还是”只限制特定场景的预防性使用”。

争议也在这里：耐药性的来源中，人用和畜牧用各占多少，各国估算差别很大，学界没有定论。这直接影响政策该先管医院还是先管养殖场，而两类措施的成本和可行性完全不同。

3. 庇古税：让价格说实话

新加坡 1975 年开始征收区域通行费，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拥堵收费；伦敦 2003 年 2 月在中心区开征；斯德哥尔摩 2006 年试行，2007 年转为永久。三个城市、三个年代，做法不同，逻辑一样：在特定时段进入特定区域，付一笔钱。

庇古在 1920 年的《福利经济学》里给出了办法：对产生外部成本的活动征税，税率等于边际外部成本。私人账本被补全，产量回到社会最优。税本身不是目的，让价格说实话才是。拥堵费的定价逻辑就是”我多开这一趟，给其他所有在路上的人造成的平均时间损失”。

没有人真的去算这个数。政策制定者只能试错：先定一个价，看车流反应，再调整。伦敦开征后进入中心区的车流明显下降，平均车速上升；斯德哥尔摩试行期间过境车流下降的幅度更大。不同研究的数字不一致，方向一致。

这个办法的假设比前面两个模型都硬：边际外部成本可知；征收对象可识别（车牌、排放口）；规避成本高（不能轻易绕路、伪造、转移）；征收本身的管理成本低于收益。

四条假设，破掉任何一条，税率就不再是”最优”，而只是一个政治决定。信息问题最根本：庇古税要求知道边际损害曲线，实际上没人知道。税定低了不起作用，定高了过度抑制。现实里的做法是边收边调，这已经把庇古税从”算出来的最优税率”降格为”摸着石头过河”，能走，但别假装精确。

第二条边界是累退性。按收入比例看，拥堵费对低收入者更重；但低收入者开车进城的比例也更低，净影响取决于城市结构与替代交通。伦敦的相关研究结论不一致，这一点仍有争论。

第三条是收入用途。斯德哥尔摩公投前后支持率的变化，常被归因于收费收入被指定用于公交和道路，而不是进一般预算。这是政治经济学，不是税率理论，但它决定了同一项政策能不能落地。

第四条是税与标准的取舍。Weitzman 在 1974 年指出：不确定的情况下，如果减排成本曲线陡、损害曲线平，用数量管制更稳；反过来用税更稳。这条结论至今是环境政策设计的标准框架，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国家会在不同污染物上选不同工具。

3.1 碳税

瑞典 1991 年开征碳税，是较早、也是税率较高的一档；芬兰更早一年。瑞典的经验常被引用：开征之后经济继续增长，碳排放下降。归因要小心，同期还有核电、区域供热改造、工业结构变化。把排放下降全算在碳税头上，是不诚实的。

碳税最大的优点是价格确定。企业知道未来每吨碳付多少钱，可以据此投资。缺点是排放总量不确定：税定低了，目标达不到。这正好和下一节的排污权交易相反。

4. 科斯：产权、谈判与交易成本

1970 年代，张五常在华盛顿州的苹果产区做田野调查，去看蜂农和果园之间到底怎么打交道。教科书里的经典例子说：蜜蜂采蜜顺便授粉，果园主白得好处，所以养蜂会不足——这是正外部性的样板，出自米德 1952 年的文章。

张五常发现的是另一回事：双方有合约。有的情形下果园主付钱请蜂农把蜂箱搬来；有的情形下反过来，蜂农付钱给果园主，换取在花期把蜂箱放进园子的权利。谁付钱，取决于谁更着急、谁的替代选择更少。他把调查写成 1973 年的《蜜蜂的寓言：一次经济学调查》，结论是那个”寓言”在现实里早就被合约解决了。

模型来自科斯 1960 年的《社会成本问题》。它常被简化成一句话：产权清楚、交易成本为零时，双方谈判能达到有效率的结果，与产权最初给谁无关。但原文的重点其实是三件事。

第一，外部性是相互的。工厂排污伤害渔民，禁止排污也伤害工厂。要比较的是两种伤害，而不是默认污染者一定错。第二，如果交易成本为零，谈判结果在效率上与初始产权无关；但分配上当然有关——产权给工厂，渔民付钱；产权给渔民，工厂付钱或者停产。第三，现实里交易成本不为零，所以产权的初始界定会影响最终结果。这正是法律该做的事：把产权判给”避免伤害成本更低”的一方，或者判给更容易谈判的一方。

科斯本人并不喜欢”科斯定理”这个说法，他一再强调交易成本才是重点。把科斯读成”政府什么都别管”，是把他读反了。他关心的是：什么情况下当事人能自己谈成，什么情况下谈不成、需要别的机制。

谈成的条件相当苛刻。人数要少，损害要可测量，双方要能坐下来，协议要能执行。一条河上游一家工厂、下游一家渔场，也许能谈；下游十万渔民，谈不成——不是不愿意，是组织、测量和搭便车的成本高过谈判收益。空气、深海、气候的产权界定成本极高，这是科斯方案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失效的直接原因。

要挟是另一个失效点。一方知道对方非自己不可时，会开出天价。拆迁中的”钉子户”就是这个机制，它未必是坏事，它是产权保护的另一面；但当人数多到需要层层加价时，整个项目可能被拖死。

还有一条更少被提起，但更根本：分配问题没有消失，只是被推迟了。谈判达成的是效率，不是公正。产权判给谁，往往决定了谁穷谁富，而初始分配又会改变后续谈判的”现状点”，进而改变结果。这一点让科斯方案在实践里很难保持”只谈效率”的中立。

实验室里还有一批证据与它不符：初始禀赋会影响最终的交易结果，人们对自己已经拿到的东西估值更高，这与”效率上与初始分配无关”的预测不一致。这类证据让科斯定理更像一个基准而不是一个描述，学界对此仍有争论。

5. 排污权交易：把谈判变成市场

美国 1990 年《清洁空气法》修正案第四章，针对二氧化硫（酸雨的主要成因）建立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，1995 年起运行。结果是排放下降幅度超过事前预期，成本低于事前估计。这常被引用为”市场工具省钱”的证据。

欧盟 2005 年启动排放交易体系，第一阶段配额大部分免费发给现有企业。2007 年配额价格跌到接近零——发放太多，加上早期配额不能跨期储存。这个教训很值钱：不是交易机制不管用，而是总量定松了、数据不准，市场会诚实地告诉你那张配额一文不值。后来引入市场稳定储备等机制，价格才起来。

模型很干净。设一个总量上限，把总量拆成配额，发给或卖给企业，允许交易。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多减，把多余配额卖给成本高的企业。均衡时所有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相等，这就是给定总量下的最低总成本。它和庇古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：税控价不控量，配额控量不控价。

免费发放与拍卖的区别常被忽略。效率上两者接近，但免费发放把一笔资产白送给了在位企业，还构成对新进入者的壁垒；拍卖则把钱收进财政。这一点在政治上极其敏感：谁拿到免费配额，谁就拿到钱。

这张表里的”成本确定性”和”排放确定性”是一对反向指标，没有一种工具能同时给你两样。选哪种，等于回答”我更怕超支，还是更怕超标”。

边界也清楚。总量是政治决定，不是经济学结论：经济学家能告诉你给定总量下怎么最便宜地达到，不能告诉你总量该定多少。监测能力决定这套体系能不能用，很多地方的瓶颈在核查而不是在交易。碳信用的质量长期受质疑——一笔”避免砍伐”的减排量是否真的额外减少了排放，很难验证。碳税与碳交易哪个更好，学界没有定论，多数意见是”看情况”。

6. 三种路径怎么选

同一个问题，不同地方用了完全不同的工具。拥堵，新加坡用电子道路定价，伦敦用区域费，斯德哥尔摩按时段浮动，还有些城市只拓宽道路、加密公交。碳排放，北欧用税，欧盟用交易，美国长期靠管制加补贴。

分歧不是随机的，它由三个变量决定：交易成本高不高（高则谈判不可行，只能靠税、管制或配额）；信息质量好不好（损害可知则税，不可知则标准或配额）；不确定性落在成本侧还是损害侧（落在成本侧用税，落在损害侧用数量工具）。

在这三条之外，还有两条不那么经济学的东西。一是意识形态：同一组证据，有人推出”市场工具更省”，有人推出”污染权不该被买卖”。后一种批评有道德分量，但它不是效率论证；真正的分歧在分配与正当性，不在成本。二是执行能力：纸面上更优的工具，在监测能力弱、执法不严的地方可能更差——一个收不上来的税，不如一个查得住的排放标准。

总结

回到门口那棵树。它该由谁种，取决于三件事：种树的人能不能把好处收回一部分（补贴、产权、合约）；收不回来的那部分有多大（如果只是”看起来舒服”，几乎没法处理）；以及让相关的人坐下来的成本有多高（一栋楼里能谈，一条街上谈不了）。

外部性不是一个道德标签，它是一句账目描述：有人承担了成本却没得到补偿，或者有人得到了好处却没付钱。这句话成立之后，接下来要问的不是”该不该管”，而是”为什么这笔账没被记上”——是产权不清，是交易成本太高，是收益根本没法测量，还是受害者太分散、组织不起来。四种原因对应四种完全不同的办法。

学界公认的一点其实很窄：当外部成本可以测量、征收对象可以识别时，价格工具通常比行政命令便宜。除此之外的大部分争论——包括碳税与碳交易哪个更好、拥堵费是否公平——都还没有定论。把”外部性”当成一张可以随便盖章的许可证，是最常见的误用。

自测

1. 为什么拥堵费比”号召大家少开车”更有效？请从账本的角度解释，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。
2. 科斯方案在什么条件下失效？举一个交易成本高到谈判不可能的污染例子，并说明你会用什么替代办法。
3. 一家企业把免费拿到的排放配额卖掉，赚了一笔钱。这笔钱是效率的报酬，还是分配的转移？为什么？

参考资料

• A. C. Pigou,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, 1920.
• R. H. Coase, “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”,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, 1960.
• Steven N. S. Cheung, “The Fable of the Bees: 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”,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, 1973.
• M. L. Weitzman, “Prices vs. Quantities”,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, 1974.
• N. Gregory Mankiw，《经济学原理》中「外部性」与「外部性与市场无效率」两章。
•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公开报告与年度评估。
•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、伦敦交通局、斯德哥尔摩省议会关于拥堵收费的公开评估文件。
• 欧盟委员会关于排放交易体系各阶段运行情况的公开评估。